被征收人权利的配置，需从重构土地征收程序着手。
这一担心有一定道理，但可以通过完善交易规则、制定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规则以及税收等方式解决，而不应成为阻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理由。[5]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是规范城市房地产经营的法律，城市房地产经营显然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因此，要将土地征收限缩在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内，首先应当允许城市规划控制区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待条件成熟时还可考虑通过删除宪法中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将允许流转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延伸到城市市区。今后，我国城市发展需要从外延式扩张，向提升城市内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方面转变。1986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第10条再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23]根据日本土地征收法第3条和第8条第1款的规定，项目设立人是指从事符合征收条件的项目，认为有必要征收相应土地房屋的人，具体是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公社、公团、特殊会社等政府相关机关、公益事业从事者、公共组合等。现实中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手中。
[11]前引[9]，翁岳生编书，第1700页。由于城市市区与城市建成区的主体部分是重叠的，为简便起见，本文将两者统一对待。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组织糅合在一起的。
我国《宪法》第126条、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此同时，我国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在社会转型期权利释放的过程中同样会凸显台独问题。比如高压反腐从而为改革扫清障碍的背景下，纪委办案的某些做法就不能单纯以所谓的人权、法治等来衡量。但这并非意味着君主立宪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理想选择，只是说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宜突发式的彻底摧毁和断裂历史和传统，而应当寻求社会转型成本与代价尽可能低的现代化路径。
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19]法治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演进过程。
除了移民国家的移民社会特征以外，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主要是一种在民主政治先导过程中民族自决权实现的民族国家过程，进而才是其后的欧盟模式。同样，我国最高法院最近设立巡回法庭、跨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探索跨地区设立检察院、法院和检察院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行政事务权与司法权相分离以及法官和检察官遴选、薪酬待遇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与探索都值得肯定，都体现了司法改革的实质进步。个案是非总比法律文本普遍适用下的是非风险要小得多。[18]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8页。
本文所谓的精英立法，即在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情况下，基于改革效率与民主的考量，通过某些政治精英推动改革立法，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意立法，甚至有违常规程序。这恰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法治回应的重要特征。有时，某些历史后遗症却容易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隐患，甚至由改革转为革命的导火线，从而使社会转型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种源于西方社会的法学社会化思潮在封建皇权思想深厚而市场经济很不成熟的当时中国而言很容易发生异化，并有可能引发对权利本位基础的侵蚀。
对此，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依法治国的前提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这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路径。
尤其对于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语境下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更是如此。又如：虽然我国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但《物权法》仍有修订的必要。
但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国企改革有待深化，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中的相关问题有待突破，公权力侵蚀私权利的问题有待解决等，从而缺乏较为成熟的民法典修订的立法基础。虽然改革的目标是接近法治的应然状态，但中国的体制机制不足所导致的人治传统、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等因素则决定了法治的实然状态。立法民主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虽说笔者赞同一般而言，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比保护私人权利更重要的观点，[13]虽说一定程度的社会转型成本与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历史惯性已将中国推向今天，从而使中国有时间和条件以史为鉴，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避免重复历史。研究方向：经济法、国有财产暨国有企业法、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等。笔者认为，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等三个时期。
凡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多数包容立法的环境下，即便存在无论立法者已知还是未知某些与现有体制机制不兼容的立法内容，为了适应社会变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仍有立法的必要，从而体现了这类立法的前瞻性与滞后性并存。[17]即指以民主法治为价值取向，通过一定阶段的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强势政府主导改革，进而实现民主政治目标，达到社会平稳转型的目的。
[26]合法性要求法律必须要与那些被统治者所承认的价值协调一致。但其能否沿袭民主政治过程，则取决于改革的价值取向，因而具有民主的不确定性。
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民主法治标准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期已经主动改革的某些现象，而应当以民主法治为方向，准确理解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推动改革的某些游戏规则。主张财产合理使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至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需要民法调整的内容已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立法及其若干法律解释中体现。此即是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改革的真正国情考量所在，而非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基本国情因素。二是法律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相对而言，我国现阶段针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而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比较可行。
三是司法审查原则有时并非是案件处理的唯一最终选项。即便基本实现社会转型的19世纪的英国，在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下，为了想要避免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依然持续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
否则有可能带来秩序真空，进而紊乱社会稳定与改革进程。[19]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1页。
或者说改革需要先行先试，但法律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则应当秉承一种慎法精神，不宜仓促立法，从而体现立法的滞后性。法治所想象的被管理对象是一种脱离熟人社会关系的陌生人。
另一方面，我国应当从美国等移民国家、原苏联东欧等国家以及欧洲从民族国家向欧盟变迁等的经验教训比较分析中，借鉴类似于美国等移民国家的国家认同经验启示，即在尊重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权及其不同族群文化、宗教信仰等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机制的法律信仰尤其宪法信仰确立国家认同，尽可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中的民族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立法便是典型例证。[14]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希冀试图想解读这一点。如果说现有体制机制不能或难以容纳某些执法行为时，本身就意味着某些体制机制需要改革，而改革与法治在某些方面容易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尤其是特定语境下政治权威路径选择背景下的改革需求。
但对于体制性缺陷所产生的体制性腐败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改革去解决，而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立法所能取代。[18]然而，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在国家公权力较为强势的主导下，注定了市场经济存在先天不足，市民社会的土壤不充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关系结构转型的过程也会受到相应限制和影响，因而其社会自治程度不足。
这也是为何有些学者一直推动的某些立法却在官方面前受阻的原因所在。早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就有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等代议机构。
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就显得特别重要。缺乏国家认同，民主有时也可能会撕裂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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